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味道、深度与情怀——对话上海交大黄琪轩副教授| 内附书单
本期嘉宾·黄琪轩
黄琪轩，四川泸州人，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国际关系系副主任，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上海市联合国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包括科学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安全。专著有《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政治经济学通识——经典、历史与现实》，译有《找回国家》、《国家引导的发展》。
2018年，政治学人专访朱天飚老师，初探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分析方法、学科意义，及具体发展问题上的中国研究现状。本期专访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黄琪轩老师，继续探索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学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以及如何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中美5G竞争等一系列热点问题。最后，本期专访还在文末与读者分享了黄琪轩老师推荐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书单。
感谢政治学人团队的工作。我本科在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学习，修经济学的双学位，硕士博士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07-08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康奈尔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主要源于“多尝试”，如果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尝试着多“听讲座”、“读论著”、“找同道”。
第一是“听讲座”。南开大学有几个平台让我终身受益，第一是周末学术论坛，第二个是南开经济学研究所定期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南开的老师常常来这些学术平台分享他们的成果，我几乎每次都去，周围的同学乃至天大的同学也和我一道去。到北大以及在康奈尔、芝加哥大学大学学习期间，只要看到感兴趣的讲座，我也去听，去提问。到处去碰，就能碰到你感兴趣的议题和老师，见贤思齐，偶尔听到有趣的报告可以不断激发你的学习和研究热情。
第二是“读论著”。听课永远代替不了课下阅读。在本科阶段，王正毅老师给我们上《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他让我们去读“大气”的书。他课上提到的几乎每一本书我都找来读。到研究生阶段，我们开始阅读专业英文文献。读得越多，书也越买越多，文献也越下载越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即便重要论著也有瑕疵，也有可供你添砖加瓦的地方。你就会跃跃欲试，因为挑战权威总是让人兴奋的。
第三是“找同道”。当听到南开老一代学者杨敬年教授在九十岁高龄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时候，我赶紧把书买回来。买来的书都还没读，我就和同学去杨敬年教授家拜访他。尽管闻道有先后，一个上午的谈话，你就会觉得，这不仅是让你仰望的学者，还是值得效仿的同道。在北大以及工作以后，通过读书会，我认识了更多的同道，他们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多个学科。我还记得在风雪交加的夜晚，我们借来了朱天飚老师在北大法学楼的办公室，去阅读波兰尼的《大转型》。当时清华大学的赵可金老师还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我也去清华参加他们的读书会。读书会聚集了一批热爱学术的同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感兴趣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因此，需要“多尝试”，尝试去听自己感兴趣的讲座，去阅读，去和新老朋友组织学术沙龙，这些尝试会激发你的学术热情与兴趣，让你保持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也让你跃跃欲试想要投身其中。
关于低年级同学研究方向的建议，我自己感觉：研究方向与其说是选择的，不如说是机缘巧合促成。学术道路常常充满不确定，因此，自己能做仍是“多尝试”，找自己喜欢的议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说有点诀窍，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写信给每一位我喜欢的政治经济学家，让他们列出政治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以及著作，找他们的教学大纲，按图索骥去下载论文与著作，不断尝试，看着读着，就逐渐有点感觉了。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同意朱天飚老师的看法。在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不少学者聚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或者做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或者做发展的政治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简单说，如果他们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叫国际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在比较政治领域，叫比较政治经济学。当然，还有很少一部分学者研究政治经济的哲学。因此，我写的《政治经济学通识》，采用了比较宽泛的界定，即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包括政治如何影响了经济，或经济如何影响了政治。如果用变量来说，就是自变量与因变量中，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同时，经济学中的一部分学者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例如奥尔森研究集体行动；尼斯坎南研究官僚机构；唐斯研究投票行为等。这组研究叫做“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
对于朱天飚老师的第二个判断，我自己的估计可能乐观一些。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相比，发展势头更强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有“组织”。在2010年，张宇燕、王正毅、樊勇明等几位老师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发起了第一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此后，每年都召开年会。这个论坛凝聚了一大批具有学科归属的学者。2013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会议”，当时Robert Bates，Peter Katzenstein，Peter Gourevitch，Peter Evans以及Margaret Levi等老一代学术领军人物都来了，场面宏大，精彩纷呈，只是后来则缺乏相应的、常规的平台来整合从事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各路人马。
无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何我更乐观一点呢？仅就发展相对滞后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而言，我觉得有三点：第一是翻译。大量优质的、前沿的政治经济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包括《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艰难时世下的政治》、《政府、市场与增长》等译著在内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译丛堪称典范。它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第二是方法。无论国内政治经济学的哪个领域，都开始重视社会科学方法的指引。目前，大量的政治学系都开设各类方法论课程，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方法。第三是需求。2013年第一届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会议，大部分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是中国的政治经济。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日益关注外部世界，我们探索的范围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近邻到远邦。基于需求，中国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开始了更广阔的比较。
目前，政治经济学一些进展已初见端倪，简单说是走出旧有的四个藩篱。第一，走出特殊化。如果以往的研究更看重中国概念的特殊性，如和为贵、中庸、朝贡体系等。政治经济学这些年所做的贡献是不仅讲特殊，我们开始创造一些东西，认为它有普遍性。不仅讲中国特殊故事，同时还寻找更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尽管这些努力不一定很成熟，但却是可贵的尝试。中国学者做的工作，也属于世界。第二，走出中国化。一直以来，大家以为：研究中国，中国学者有比较优势，把中国的问题弄清楚，没人能挑战你。但是崛起的中国更应放眼世界，要做具有中国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只做中国问题的研究。现在不少政治经济学者开始打破比较优势、打破国际学术分工，走出了所谓的中国化。他们把目光投向印度、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谱系下展开研究。这是一个尝试，超越中国关怀，具备世界眼光。第三，走出政策化。中国学者大都有天下家国的关怀，这导致早年不少研究要么和宣传难以区分，要么带有很强的政策味道。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很大一部分学者开始走出对策化，开始区分政策语言和学术语言，开始尝试在理论构建上做贡献，尤其是在中层以及微观理论上做贡献。他们开始关怀更根本的问题，更长期的问题，采用更精致的方法，在学术上有更长远的影响，赢得更长期的读者。同时，我也相信他们的研究会提供更扎实的政策依据。最后，走出宏大化。宏大叙事的研究有广阔视野，但是弊端是难以促成学科积累。目前出现了一批作品，开始聚焦非常具体的议题，有更坚实的经验证据，更有效的方法检验，因而也有更清晰的理论贡献。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走出宏大叙事，是重要的进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际组织》、《世界政治》等英文期刊发表的论文，我感觉规规矩矩又带着无聊。与美国已形成比较标准化的“洋八股”不同，目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模式。缺陷固然是不够标准，但却蕴含了无限的可能与创新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会在尝试中前进，实现从“模仿到创新”，在尝试中做出有味道、有深度、有情怀的研究。
研究方法如果简单划分为定性和定量的分野，可能太粗略。如果稍加调整，可以概括成四个词：模型（Model）；实验（Experiment）；数字（Number）；案例（Case）。
首先是模型。模型大都基于演绎，我们熟知的著作谢林的《冲突的战略》；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等，包括Svolik的《威权统治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Rule）等作品，都是很好的模型导向的研究。
其次是实验。经济学中不少研究采用实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思考：快与慢》、《助推》等作品通俗有趣地展示了经济学在实验领域的尝试。阿克塞尔罗德教授的《合作的进化》是对整个社会科学而言重要的实验。我发现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其实验研究的结论与演化心理学的原理高度吻合。实验研究需要揭示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其行为模型的一些持久倾向。在国际学术界，有政治学者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异质的政治文明与行为模式，做出了很有意思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可以尝试运用这种方法。
再次是数字。数字代表统计方法。和实验不同，统计和案例往往都来源于观察。如果我们样本量足够大，我们用统计相关来展示变量之间存在的一些规律。例如普林斯顿大学鲍什教授的《民主与再分配》就是一部运用统计来解释再分配政治的重要作品。
最后是案例。事实上，做案例的学者，他们内部的分歧乃至可能大于定性与定量研究者之间的分歧。有学者用案例来“解释”，有学者用案例来“阐释”。这两类学者的一个根本分歧就在于是否要寻找“规律”。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斯考切波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都是要用案例来解释。我参与翻译的普林斯顿政治经济学者科利的作品《国家引导的发展》，也是用尼日利亚、印度、巴西以及韩国四个案例来解释。在20世纪60年代四个起点类似的国家，为何后来发展绩效存在显著差异？使用案例来解释的学者，总试图从案例中总结规律。
事实上，现在的研究不少都是混合方法，即便是案例，也可以用模型，比如分析性叙事（Analytic Narratives）就是模型与历史案例结合的典范，也可以用实验，同样还可以用统计。这些不同方法之间的融合，使得方法之间的竞争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除了学理背景不同，其个性和学术品味往往也有很大差异。因此，作为读者和作为研究者，角色不同，对待方法之争的态度也会有差异。作为读者，阅读的态度包容为宜，不同方法的研究都要看。不同方法处理的问题常常有很大差异，会让你领略不同的学科美感，看到不同的社会世界。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人与人之间差异很大，对方法的诉求也多样。每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追随者，也有自己的粉丝。学术就是好玩的思维游戏，学术的进展就是在竞争中推进。
接下来是有关中美5G竞争的3个热点问题，想请教您的高见——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当前中国的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政府介入至关重要。
以往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展示，政府主导对后发展国家的技术升级与产业赶超很重要。其中一本重要代表作是哈佛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Alexander Gerschenkron） 的著作《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格申克龙发现，英国的工业化主要靠个人完成；德国的工业化依赖银行；而俄国的工业化则仰仗国家动员。他发现越是后发展，越需要强组织力。因为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门槛更高，所需的资金量更大，安全压力也更严峻。
如果说成功的后发展需要政府介入，那么，处于技术领先地位时，政府介入是否可以或缺呢？或者换句话来讲，是否可以认为：实现技术赶超需要政府、拓展技术前沿依靠市场？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当代技术与产业升级的特点是：门槛高、投资多、风险大、周期长。在20世纪初期，飞机引擎还是比较“原始”的设备，自学成才的技师就可以在自家的修理店设计、组装。时至今日，飞机引擎的技术要求如此之高，世界上只有少数厂商才能设计制造。在20世纪末，开发一架新型的大型商用飞机，或者开发一台新的商业飞机引擎，至少需要耗资30亿美元。从莱特兄弟的飞机试飞，到1936年道格拉斯公司将DC-3客机投入使用，这一过程历时30多年。在生物技术、纳米材料、互联网技术等领域，初始投资都是由公共部门主导的。在公共资金注入15到20年后，风险资本才开始进入。即便是风险资本，往往也不会在技术发展的种子阶段进入。因此，培育重大技术，可以鼓励各类主体参与，但是离不开政府引导与介入。
拉坦教授的著作的《战争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吗？》一书梳理了六项美国引领世界潮流的通用技术，包括：飞机、核能、计算机和半导体、互联网等。他发现这些重大技术变迁背后，来自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联邦政府支持。或许有人会说：政府介入会造成巨大浪费。有人估计美国国防部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孕育的技术项目成功率只有15%。但是正是这15%，在引领世界技术变迁的潮流，推动美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技术进步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有了政府主导的尝试，可能会失败；但没有这些尝试，成功希望更渺茫。
因此，包括5G在内的重大技术变迁，争议的焦点可能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介入，而是介入的方式。政府如何鼓励公私互补、产业竞争、军民融合。政府的作用不仅限于资助与采购，还有帮助新技术产品开拓海外市场等工作可以做。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讲三点。第一，大国之间不仅有技术竞争，还有合作，只是不同阶段会凸显不同主题。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致力于实现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尤其保证与国防相关的技术自给自足。但是二战后，国际技术合作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扩展得到很大发展，美国乃至与其他国家一道开发军事技术。美国的Verdin武器系统，有163个外国分包商参与其中，它们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美之间的“技术合作”占主线。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技术属于“引进来”阶段。中国需要美国技术，美国需要中国市场。美国的互联网、社交网络等技术迅速发展，中国的大市场为其提供了强大驱动。但是，当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产业逐步升级，逐渐“走出去”的时候，引发的问题就开始凸现。由于中国的技术升级伴随大量出口，受到冲击的美国产业界对中国的态度日益转变。华为也好，中兴通讯、国产大飞机也好，中国的高技术企业，随着其技术发展，会削弱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占领广大市场。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在技术领域仍会有合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二者的竞争会日益凸显。
第二，技术永远有政治性，对国际安全而言，技术常常会塑造国家安全。当年杰维斯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叫《核革命的意义》。他对核革命以后的世界持谨慎乐观态度。但是，大国技术竞争却没有随着核技术的出现而停滞。因为，大国之间的技术进步不会停歇。核革命之后，仍存在技术革命，这引发了“情报革命”以及“精确革命”。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用于追踪和瞄准移动导弹的情报能力有了显著提升。隐形无人机、地理定位技术、地面传感技术等技术进步，让美国能更精确地锁定目标国的核弹发射井，有效摧毁目标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弹道导弹，进而摧毁目标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技术的进步还引发了“精确革命”。在1985年的时候，对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命中率为50%左右；到了2017年，命中率已经接近80%。在1985年，对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命中率不到 10%，到2017年已经达到80%。因此，现在的技术进步让大国的核设施已变得不安全。即便现在看来，一个大国的核武器库是安全的，随着技术引发的精确革命，未来也可能变得更脆弱，更容易受到摧毁性打击。因此，核技术的进步给大国带来的安全可能是暂时的、可逆的。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是安全的，明天就是危险的。出于安全的考虑，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可能长期的、恒久的。相应，中国重大技术变迁会改变中美实力对比，影响世界权力格局。因此，大国技术的政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态度。因为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
第三，在技术竞争加剧的时候，保障技术的自主性尤其重要。你不能阻止他人对你技术进步的担忧，但你能加强自身的技术自主性。在二战期间，为了确保军用橡胶供应，美国开始研制合成橡胶。在1941年，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南亚的橡胶种植园。美国联邦政府投资约7亿美元，建造了51个工厂。政府迅速地、大规模地动员人力资源，以为战争服务，成功研制合成橡胶，保障关键产品的供给。这项计划的规模仅次于曼哈顿计划。因此，未来不仅需要看到大国间技术的合作与相互依存，还要看到保障关键技术供给的重要性。技术进步的特点具有“累积性”。因此，包括5G、国产民用客机等这些关键技术的研发，贵在坚持。随着经验积累越来越多，技术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技术自主性的提升会减少安全领域的脆弱性。
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大都是思维游戏，有时候碰巧能预测而已。我的专著《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回顾了自15世纪以来的重大技术变迁，这本著作试图展示：历史上，重大的技术变迁总是和大国权力转移伴随。政治周期影响着技术周期。世界政治存在周期，新兴大国会崛起，守成大国会衰落，世界政治的领导权会更替。在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会加大对技术的资助与采购，大规模的资助与采购有助于突破以往的技术瓶颈，孕育重大技术变迁。
如果谈当代意义，可能有两点：
第一，未来世界政治最可能孕育重大技术变迁，而且最可能出现在中美两个国家。中国在世界舞台迅速崛起，在改变世界政治的格局。此时，出于安全需要，中美两国在高技术领域都积极作为，资助力度，采购力度会相应提升，突破以往技术瓶颈，引发重大技术变迁的概率增大。重大技术变迁已初见端倪。
第二，未来的重大技术变迁大都和国家安全相关。技术升级不仅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安全。当国家安全压力增大时，技术升级的方向会受到影响与塑造。如果未来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持续下去，双方在技术的投入容易向与安全相关的技术领域倾斜。因此不仅是5G，其他与国防相关的技术都会在政府的主导下齐头并进。事实上，二战后美国大量的技术变迁就是在安全压力下，在联邦政府推动下发展起来，然后才外溢到民用部门。
我觉得更深的意义在于：并非推动了重大技术变迁就能赢得大国技术竞争。冷战时期美苏都有重大技术变迁，但是苏联在技术上的优势昙花一现。大国技术竞争最终要考察持久的技术绩效。这是我上一本专著没有回答的问题，我试图在下一本专著中回答。
有人曾问爱因斯坦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的回答是：我不把那些翻书可得的东西记在脑子里。“最强大脑”的精要不在于让自己变成百科全书，更重要在于：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寻找清晰的因果关系，把握背后重要的机理。那么，比较直接的做法就是“读为什么”，“问为什么”，“写为什么”。通过阅读“为什么”的论著，你会领略他们的推理过程，乃至挑战你的思维极限；通过问“为什么”，你会给自己制造难题，让自己带着问题思考；通过“写为什么”，你会解答这些疑惑，锻炼自己的思维。当然，这些“为什么”，都需要有一根拐杖辅助，这根拐杖就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如果说阅读，对于政治经济学初级入门者而言，我写的《政治经济学通识》的每一个小结都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试图用一些关键概念、变量来“理解”或者“解释”这些问题。此外，我非常喜欢贝茨教授的《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这是一本非常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篇幅很短却展示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学道理。下面是我给交大本科生列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书目，趁这次机会添加了几本书。
本期采编：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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